〈我的童年〉詳實記載郭在少童時期的同性戀愛經歷。本文對照不同版本的〈我的童年〉,把同性戀置於郭沫若一系列的自敘傳、詩文和私函進行追踪。本文發現走向革命後的郭,縱使在日後不斷對自己進行自我改造,也大量修改自己前期的作品。諸多刪改中,唯獨對〈我的童年〉的同性戀描寫只字未刪,這足見郭對同性戀即使從未張揚,但亦不刻意避諱。只字未刪不意味著作者對同性戀毫無愧疚。同性戀記憶對郭而言,始終是他在危難期間發憤而抒懷國家衰敗與革命挫折的徵候。晚年郭跟少年陳明遠的魚雁往返,不但可被視為〈我的童年〉返老還童的極度含蓄版,亦是他對革命挫折的自我救贖。本文也指出郭一生從「同性戀愛」到「走向革命」的徵候「自我改造」不是學者以為的「自我昇華」,而是郭的「個體神話」邁向「集體神話」的「自我形塑」過程中,同性情慾的性能量,被極端國族主義壓抑變形後,不幸轉化為法西斯衝動的精神能量,朝向極權領袖強大磁場靠攏的結果。那是一種自我理想化的人格賦予愛國主義的形式。郭的同性戀在「自我改造」多年後,並沒有從根本上被革命論述去除,反而成為他每次面對革命挫折後,從理想化人格撤退到個人化人格的自我想像和自我保護。每當革命的進程面臨險境,他會潛意識地通過書寫,重新召喚被壓抑的同性愛慾望,作為一種對當下精神環境的回應。同性戀成為郭一生吸納與排除革命幻滅的情感力量依據。Since this century, facing new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ization in Taiwan, whether anthropology in Taiwan would utilize this chance to avoid being periherized? By the result of a study c...